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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历史上，颜元去世后，李塨、程廷祚等，几乎全程都在帮着颜元擦屁股，补漏洞。

因为其实不管李塨，还是程廷祚，都明白，颜元作为儒学学派的巨大的哲学困境和逻辑漏洞。

李塨在忙着修补“实践出真知”这个明显不是儒学体系的说法。

程廷祚则用了更巧妙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办法，不再像颜元那么“嘴臭”，狂喷各家，而是在抽象是肯定“圣人之学”，具体上则说“圣人之学如日月，圣人的学问怎么能是后人追得上的呢？后人解读的圣人之学，就像是以一目所见而以为周天之径也”。

为何程廷祚会选择这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做法呢？

因为颜元死前，留给弟子们的遗言非常有内涵。

【天下事，尚可为！若等当积学，待用。】

而最终，到程廷祚的时候，李塨的大弟子，天文学家刘湘奎，因为私藏禁书，在程廷祚家中被捕，让程廷祚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

但是，一旦选择妥协，这种本来就异端味儿太浓的学问，也就最终走到了抛弃宋儒、却尊汉经的另一种皓首穷经之中。

最终还是如梁启超所言“太刻苦、类墨者，传者卒稀。非久，遂终绝”。

而在通俗世界的最后一点痕迹，也就是《儒林外史》中，吴敬梓为了纪念这两位朋友，写的卢信侯藏禁书、庄绍光慨叹“我道不行”，辞爵归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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