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来说，商人诱使皇帝不遵从“仁道”而是以满足“私欲”为先，显然进入了‘邪道’。

商人们缺乏认同感，就拼命资助寒门、拉拢后戚，要钱给钱，要粮给粮，寒门学子开始不通过士族、书院的门路也能够晋升，便打破了这种平衡。

这使得恵帝之后的皇帝对寒门和后戚又产生了危机感。尤其是宫变时，后戚们能得到将门的帮助，甚至有私财装备私兵，这些都是让君权惧怕之事。

加之士族领袖的薛门损失惨重，士林的大儒们对进入朝廷或是参与政治的心思越来越淡，有的愤而隐居，有的不理世事只埋头学问，书院里有官场经验又有学问的教员越来越少，能够通过科举入“士”的寒门学子数量也越来越少，即便有，许多都是只通读死书的“读书人”，而非社稷真正需要的“士子”。

平衡一旦打破，怪圈就越来越险恶。权贵和后戚们互有恩仇，没有了不停加入的新鲜血液做缓冲，矛盾越来越重；士族没有了领袖，如同一盘散沙，国子监中寒门学子被打压严重，而权贵等可以蒙荫入士的子弟却无心向学，搅得国子监中学风极差，有心教学的大儒也纷纷求去……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既不敢宠爱派系越发严重的权贵、后戚，又不能重用寒门引起反弹，何况寒门学子良莠不齐，有才者往往还偏激，不是太过高傲，就是过于自卑，绝非能托付重任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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