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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个之士对于吴起的疑惑,不由感叹,心想这泗上之地不比秦地。若是秦地能有这样的局面,又何必实行那些严苛之法?
对于财富总和的定义,他曾疑惑过,但只是为了让秦地的政策有“合天志”的合理性,而且这些年叛墨而出却一直没有忘记读书学习,对于陶丘的事他知道的不少,胜绰也多感叹,但是无奈的是陶丘的办法在秦地根本行不通。
各地有各地的情况,而泗上这些年一直是这些叛墨眼中吸取经验的地方,对于陶丘的情况也有过一本专门的小册子介绍,用以辅佐墨家的那些“财富总和”之类的理论。
那些书对于常人而言难免有些晦涩,可对于这些和墨家藕断丝连一直关注的人物,知晓甚多。
本身陶丘就富庶,夫差挖掘运河、陶朱猗顿致富后,这里就是天下之中。
鲁国在季氏改革后已经实行的初税亩制度,陶丘附近在墨家出现之前物产就颇丰富,私有制产权概念早早出现。
宋国政变之后,陶丘附近受到墨家的影响越来越大。
而墨家在泗上的政策过于激进,而且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一些政策实行起来基本没有什么压力。
如滕、缯、郯等国,原本都是越国占据的,越国在此拥有大量的王田。
潡水一战后,越国的势力退出了泗上地区。清算了一些亲越的贵族,加上越国退走后的大量王田,让墨家在这里实行的土地改革并无太大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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