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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论述,真是行云流水,精彩绝伦。
但是在一众大臣耳里,却如同死亡的丧钟,个个都是大汗淋漓,尤其是山东士族,真是汗流浃背。
其实任人唯贤,任人唯才,甭管昏君、明君都会这么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问题是韩艺这分明就是若有所指呀。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氏族志。
这《氏族志》可谓是李世民人生中一大败笔,他过于的乐观,也过于的想当然。
当初李世民一边强调取得政治地位不能靠传统的姓氏、家庭地位多么高贵,但转过脸来又重新规定出民系高低排列等次,使当朝高爵显位者又得世代相袭。
因此《氏族志》仍是一个抬高士族地位、贬仰庶族地位的“贵族谱”,那么百姓还是有这个士庶概念。而士族是文化、礼制、经济的代名词,并非是官阶的高地,那相比之下,百姓当然愿意去推崇底蕴深厚的山东士族,毕竟他们的爸爸爷爷都告诉他们,山东士族多么多么厉害,而不是那一群开国武夫,所以这么一闹,山东士族的名望不减反增。
除此之外,在当时关陇门阀也学习山东士族,互相联姻,集团日益钩连扩大,最终形成了足以抗衡皇帝的关陇集团,贞观末期其实就已经呈现出来了,李世民看明白了这局,但是他也没有办法,这才有了李勣这一条暗线。
就李治的角度而言,《氏族志》没有帮到他任何忙,反而令他多出非常多的困难来,真的是食之无味,弃之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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