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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昺清楚士人们虽然对时代的强烈失望诱发出了一种空前的颓废情绪，难以面对屡次失国，而众所周知这种局面与他们脱离不了关系。从早期的党争，到蔡京、张邦昌、秦桧、史弥远、贾似道到陈宜中等无不是士人出身，通过科举入仕，但他们却把持朝政，误国误民，实施过令人发指的苛政和暴行，甚至投靠敌国，对国家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直到如今，这些士人们对当年的回忆，要么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要么是自己亡国后如何受难。而很少提及自己助纣为孽、投敌叛国、欺压百姓，谋取权力所犯下的恶行，或是为求自保而投靠权贵、或是勾结外敌、或是远遁避世，自然也就无从承担责任，表示忏悔了。所以在失国十多年后的今天，由于某些当权者有意识的压制和‘遗忘’，更在于缺乏自省精神和谦卑忏悔，非但不能真实的面对自己所经历的那一段历史。

赵昺也清楚在那段历史中，不同环境影响下，士人们也因人因时而异，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当下要寻求‘统一’的思想解决问题，必然会使人失望。而希望以一次全面反省，企图化腐朽为神奇也并不足取。但若想复兴华夏，也必须直面固有之文化、道统上的问题，做到知耻而后勇。

不过现下的情况，赵昺觉得还是不易对诗会这些士人们严厉打击，他们虽然只是一小撮，在士林中却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可以他们的实力却无碍大局。但动用强力打压，也只可取得一时之效，事后反而会取得部分士子的同情，从而引发更大的反弹，造成时局动荡，这并不利于稳定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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