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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对生活的适应本来是平常的变迁,其实世界上这类国土易主,百姓依旧生活的状况很多,传统的文化似乎依旧传承的状态下不知不觉的也在渐变。而同时政治制度和统治者不断变更,历史也在慢慢的演化,昔日的战场成为桑田,往日的对手一笑泯恩仇。
然而宋朝的文人和士大夫对这样的事实有愿意认知的愿望么?不!他们始终还是抱持着传统的地域、国家和民族畛域界限,严于区分种族等级,在血缘种族爱国主义的立场上坚持到底。这样的观念,一直留存,以血缘中心观点区分世界的亲疏,坚持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
赵昺并不以为这样不好,当初他也是利用这种基于血缘和种族的爱国之情,将一盘散沙般的行朝及遗老遗少们团结一起,以致对抗蒙元为代表的异族入侵,恢复旧国,夺回故土。然而现在这种观念却让他有些无所适从,不知将如何对待留在北方的同胞。
但在儒法为主体的政治理念的古代社会,只许成功不许成仁,只许成仁不许言败,否则就是背叛的观念下,李陵归降,被诛灭九族,司马迁为他诉说衷情,也要被判杀头,有人为之说项,方得阉除生殖器才能苟活存身,那么无力的百姓就只好做墙头草了。
继续煽乎与‘北人’的百年恩仇,后人晕菜的是永远也说不清楚的汉蒙逐鹿中原,最终归于团圆一家究竟是兄弟阋于墙还是国争天下的一本糊涂烂账,百年前之国断非百年后之国,前人爱的国家和我所爱的国家究竟有什么血缘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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