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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皇宫后殿的气氛有些沉闷，在座的除了赵昺，还有陆秀夫、文天祥和王应麟，及兵部尚书陈任翁、枢密院副使韩振列席。这次会议应该算是特别会议，专门商讨‘阆中事件’的应对之策。

此时两份文卷在几个人手中传阅，一份是川蜀制置使刘师勇及第十军都统张达两人关于阆中事件始末的联名上书和一份来自蒙元方面的所谓‘捷报’。而在赵昺手中还有一封来自事务局川蜀站的报告，这份报告是在‘阆中事件’发生的次日第一时间就通过自有渠道传回了临安，比之蒙元朝廷获悉还要快上两日。

来自现代的赵昺同样清楚通讯的重要性，他在收复江南后就利用蒙元方面设置的完备驿站系统重建了自己的消息传递网络。同理，每收复一地最先恢复的就是驿站系统，以便朝廷能够在获知后尽快做出反应。以致军中皆言，最快的船和最好的马都不在军中，而是归驿传系统所有，可驿站就是皇帝家的产业。

所以赵昺已经通过事务局方面最先了解到阆中事件的内容，但是探子们终归不是军事出身，对于战斗经过描述的有些含糊不清，但也足够他对事件的性质做出判断。而刘师勇两人的上书则详细描述了战斗的始末，更为专业，也便于判断失利的原因。

结合三份报告，可以看出事件的发生是件有预谋的，而主要原因则是来自于蒙元方面的内斗和汪氏对利益的争夺。因而起因绝非是汪惟孝所称的是突发事件，也不是刘师勇所说的双方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发生的遭遇战，应该算是件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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