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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森想和冯一平探讨的问题，是贝尔斯登被收购的股价。

这是他们的解决方案中，两个难题中的一个。

可以确定，无论是贝尔斯登董事会，还是收购贝尔斯登的那家公司的董事会，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的意见，一定会存在分歧。

自然是一个想更多，一个想更少。

实际上，就保尔森和盖特纳之间，就这个问题也存在分歧。

他认为应该要低，因为，主要是贝尔斯登的那些家伙自己不顾责任的行为，才造成了现在这样难堪的局面。

所以，他认为这个价格就应该低，带有惩罚性质的低。

作为一个CEO，他认为，这样把自己的公司弄垮，还让社会和公众必须救助的行为，必须得到惩罚。

如若不然，那不就形同中国的股市了吗？

这是一个道德问题，更事关正义。

当然，在这一点，他确信自己能站稳。

在华尔街期间，他深知自己从事的，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他始终担心有一天，会遇到对银行家们而言，就相当于是普通人面对生或者死一样的问题：所有的投资人，都选择收回自己的资金，所有的债务人，都上门逼债。

为了在那样极端的情况下，不至于破产倒闭，对股东造成损失，并波及到其它同行，在高盛期间，他一直在为那样的局面做准备。

他在纽约银行里租了一个保险箱，日复一日的往里面加他们不会出售，更不会转借，但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迅速变现，或者就能等同于现金来使用的优质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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