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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河湟大地上，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抢耕抢种。

两个儿子在前边打仗，老父亲刘向禹在后边张榜安民，带西宁生员攒里并甲接收土地,规划新一年的粮食耕种。

其实张榜没啥用，能看懂榜文的百姓和往东逃难的百姓高度重合，没往东跑的，就算能看懂榜文也不在乎写的是啥。

无非换个地主呗，老百姓心说我他妈连逃难的盘缠都没有，给谁种地不是种呢？

但情形跟他们想的还真不一样。

元帅府的军队往东一开,后边就有来自西宁的乡官进驻地方,这帮乡官上任非常简陋，没有官袍、没有印信,只有一张委任状。

一般是每个村庄来仨人。

一个陕北口音的老兵是持委任状的乡官、一个会说汉话的西番青年做随从、一个只能听懂但磕磕巴巴说不清汉话的鞑子当跑腿。

问问当地有多少户口、多少田亩，每二百人，就从当地过不了日子的穷苦青年里招个管饭的民壮，然后开展工作，清查田亩、人口，完成统计。

名义上，乡官都是西宁府衙派出的生员，但地方百姓左看右看，都觉得这些生员不太正经……说认字吧，认字；说识数吧，识数；但就是没啥文化，也没有官员的贵气，像农民超过生员,像士兵超过农民。

西宁哪儿有那么多正经生员啊,别说秀才了，秀才都得在西宁当老师，在刘向禹身边留用的也不过以童生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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