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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不得不承认，漕运改海运的这个开场局面是他没有料到的。

按照朱翊钧原来的计划，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晚明，只要他这个皇帝暗中一呼吁，海商、浙商、晋商、徽商、官僚、宗亲、勋戚便会纷纷一哄而起，争先恐后地投奔开海远航的美好未来。

然而现实是胞弟潞王爱搭不理，唯恐因此得罪宗亲，惹祸上身；勋戚诚惶诚恐，毕恭毕敬，毫无藉此争利之心；众商态度消极，避之不及，竟无一人跃跃欲试，与朝廷合作投资。

这种情况实在是出乎于朱翊钧的意料之外。

他原先觉得晚明开海的实际难点在于海贸大开发之后的利益分配不均，没想到现实是压根儿就没人愿意——或者说根本没有人相信朝廷会与他们分利。

明史研究生朱翊钧这时便领会到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果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差距，就像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和溥仪逊位前的满清之间的距离那么大。

朱翊钧这时就有一点能理解历史上的那些真皇帝了。

开海的麻烦是这样得多，禁海的坏处又是那样得少，且这些麻烦和坏处都是皇帝能用一道谕旨就轻易避免的，在这种情形下，又有哪一个皇帝能单纯为了百姓的利益和国家的发展去尽力打开国门呢？

好在朱翊钧他本人并不是皇帝，他非但不是皇帝，还是一个历史经验相当丰富的普通人，因此他并不像历史上的真皇帝那样怕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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