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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讲，万历十六年四月的朱翊钧在穿越近一年后仍然没有想过要用屠杀解决晚明的种种问题。

唯一让朱翊钧真正起过杀心的人只有那个未来的清太祖努尔哈赤。

因此朱翊钧在对郑国泰说出方才那番儒法之别时堪称坦坦荡荡。

他是一个真正的、有文明底线的好人。

倘或朱翊钧没有穿越成万历皇帝，而是穿越成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军官，他也会是那始终没有对犹太人动过手的极少数人。

朱翊钧知道郑国泰的担忧不在于海运究竟是否可行，而在于皇帝是否是要拿外戚收割文官和海商的财富，最后再来一个一网打尽。

这里必须说明，朱翊钧在开凿胶莱河的这件事开始之前，确确实实没有想过用海贸诱骗文官投资，让外戚负责割韭菜，然后自己坐收渔翁之利这种招数来提高自己在朝中的威信。

朱翊钧在面对郑国泰的时候，脑中构想的还是同时期欧洲“重商主义”那套理论政策。

先要让国内商业资本发挥作用，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再使政府和商人成为伙伴，运用国家力量支持商业资本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发展海外殖民。

万历十六年的朱翊钧依然将晚明士大夫和地主阶层视为可合作对象，如果不是他的理论太过超前，朱翊钧甚至可以向郑国泰列出海商和朝廷合作之后的许多好处。

最重要的一点是，倘或文官和海商们尝到了海外殖民的甜头，那他们一定会鼓励自己田产上的农奴去海外开拓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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