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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内阁辅臣退下的时候，同进殿时一样向朱翊钧跪拜叩头。

待三人离开了文华殿，原本坐在殿中一侧的左右史官也站了起来，向皇帝行礼而去。

按照张居正时代遗留下来的起居注制度，皇帝会见朝臣，乃至经筵日讲中的一言一行、谕札诏敕、论奏题复都应由起居注官录送史馆，副本送交内阁。

不仅召对如此，从万历三年以后，皇帝的谕旨、册文、朝讲、宫禁、游习，内阁题稿、留中章疏，兼顾大臣见闻的皇帝言行，各衙门所奏所行的大事，都由值日史官一一记下。

凡遇皇极门常朝，史官站立于文武大臣第一班之后、各科给事中之前，便于就近观听皇上言行。

若遇会极门午朝，史官则站立于御座东南，专门记录一言一动；如遇郊祀、耕籍、幸学、大阅等典礼，史官跟随记录；如遇经筵、日讲，史官则每日轮一人记注起居。

自起居注制度落定之后，史官四员从原系史臣编校之所的东西四馆专门移至东馆专事记述。

馆中仿照古代金匮石室收藏谨严流传永久之意，每月设置一小柜，每年设置一大柜，安放于东阁左右房内。

史官每月编完草稿，装订七册，一册为起居注，附以谕札等项，六册为六部事迹，每册必须写明年月和史官姓名，并由馆中妥善收藏。

明史研究生朱翊钧深知，万历时期的起居注制度十分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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