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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福伯骑马赶到宁波县衙的时候，县令苏梓文正和幕僚在后衙花厅说话。

待到有人禀报，“武朝太白”、“江南苏老坡”的老家人前来求见，苏大人当即欢喜到不行，只以为那韩琛韩姑爷终于开了窍，晓得举办文会，特意遣人前来邀请。

要说在江南一地做官，尤其是做执政一方的独断官，那是真正的痛并快乐着。

江南富庶，文风鼎盛，在此地做官，首先每年的文教，也就是升学率，是有保障的。

官员都不需去劝学，才子文士犹如过江之鲫，自己一茬茬就冒出来了。

这些，都是政绩。

赋税也好说，富庶嘛，收税总是能收上来些的，待到考评的时候，又是一个加分项。

如此这般，只要为官一任，不搞东搞西，无为而治，就能混个好履历。

可，也正是因为如此，江南的官，它也不好做。

首先，读书人多，就爱扎堆串联，不好糊弄，鼎鼎有名的破靴阵，不知伤了多少老大人的面皮。

上任阁老张时同还在时，礼部尚书董文礼是华亭人，也就是现在的上海人，只因这位老大人不爱站队，谁也不愿得罪，被书生们传为泥胎木塑，最后有心人扇动了一把，几百个秀才串联，直接冲进礼部尚书的老宅，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这还不算完，烧完董大人家的祖宅不到旬月，便有人写了一本《义民抄董贼实录》，编成话本，刊印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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